简言之，私法公法化是国家实现特定时期的公共政策目标的需要。
结社自由的法律保留原则在高校的贯彻，涉及一个度的问题。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和二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在结社自由的享有方面，不应当做区别歧视对待。
然而，目前其在许多高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甚至还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干涉和侵害。众所周知，一个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未必在其他方面也一定优秀。而高校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活动几乎都发生在校园，他们在校园里更好地生活、学习和活动离不开爱心社、读书会、学生会等学生社团。文章借鉴德国的重大性理论，指出对于涉及高校学生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的五方面的重大事项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笔者根据对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对学生结社自由规制的分析认为：最低法定人数要求、发起人的条件、成立审批、活动审批、参加社团的总数限制、违反结社规定的严厉处罚这五种情况属于涉及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的重大事项，必须制定法律，而不应当由高校自主规定。
进入专题： 高校 结社自由 法律保留原则 。[4]我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的总数，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计划最新统计，2010年全国在校生达到2960万人，并以每年1.3-1.6%速度扩招，2020年入学率能达到40%，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能达到5000万。[16]其中，技术知识是实现某种一般的规范或范式的知识，它具有可规律化、确定性、可通过语言传授、进而可机械应用的特征，当然，它也存在明显的外在且预先之判准。
如果再考虑到如下一点，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此种制度逻辑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它可能使人们尤其是年轻学生们认为既然法律是一种强实践理性智慧，那么就没有必要努力学习法学理论。[28]如果我们认同如上论说，再考虑到法官面对具体案件解释规范时实际上也就是如上一个说话的过程，那么，法官的每次解释难道不正是一次创造？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法律解释其实也就是典型的理论争鸣，因为不同立场的主体（如诉讼各造、法官）完全有可能对法律作出不同的理解，并且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根本上讲其实并没有决然的道理可以证明谁的解释才是唯一正解。（3）在面对实践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时，尽管有时候法学家的相关理论成果可能确实为法律家直接采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高于实践家提出的意见），但这并非必然，而不过是恰好此一理论成果更具可接受性而已。[15] 然而，即便我们承认法律家的工作是实践而法学家的工作是理论，并且也承认从哲学角度看实践与理论确实存在根本的不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法律家与法学家在根本上或在主要层面上是不同的，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证成如下命题，那么就能说明法学家与法律家在本质上恰恰具有同一性：作为典型的实践理性之学的法学从根本上与法律实践具有一致性，而法律实践过程中对事实的认定以及对法律规范意义的阐释又具有理论认知的面向，两者具有的主要是相通性、相同性而非相异性。
然而，事实恰恰并非如此。 五、代结语：法学家与法律家思维的同一性对法学教育的意义 虽然通过法律家与法学家具有同一性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讨论，笔者已经展示出本文命题的意义，但是，正如加达默尔所言：命题的意义是相对于它所回答的问题的，但这也就是说，命题的意义必然超出命题本身所说的东西.[38]相应的，在笔者看来，证立法律家与法学家思维的同一性这一命题至少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看似繁荣的高等法学教育如果需要有意识地调整，那么应当如何调整？ 从数字方面看，基本上可以断言当下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已经明显呈现繁荣之势，一方面，按照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中国法学院校已达到600多所。
[41]这也意味着，所谓兰代尔教育模式其实与我们当下的高等法学教育——虽然我们不开设专门的案例教学，但是其实几乎在每一门课程中都穿插着案例讨论——并无什么根本的不同，有的可能仅仅是水平或者说程度上的差距而已。对于这种可能的质疑，笔者可以预先作这样的回答：首先，笔者意欲证立的并不是法律家与法学家工作的完全一致性，而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工作在最核心层面即思维层面上具有同一性。总而言之，理论永远也无法为实践提供那最后的规则。[14] 从如上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西方国家的不同学者对于实践与理论关系的认知各有不同，也各有千秋，但似乎无论哪一种观点都建立在实践与理论二分的前提基础上。
法学是任何判决及法律决定的无声开场白。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两者在根本上不同，或者说在主要层面上不同。（2）所谓法学家，指那些以法律理论产出为主要工作的职业人员。[2]而另有论者在谈及国内部门法学时更是坦陈：中国法学要想真正作出独立的贡献，中国法学者要想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就必须走出‘对策法学的误区，真正从学术的角度、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问题，并在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引导出富有见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
[2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就此而言，这里所实际涉及的乃是他的知识的应用以及与此联系的讨厌的不完善性问题。
法学家更关注的是法律实践中那些可理论化、可问题化的层面，而法律家更关注的是妥善地解决实践中的法律问题。在这三个步骤中，显然前两步更具有根本性、决定性作用，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证立这两步与理论工作具有内在的同一性，那么实际上也就等于证立了法律适用与理论工作本身的同一性。
（3）从经验上看，即便是经常被国内鼓动所谓实践教学的论者拿来说事儿的、首倡案例教学的美国著名法律教育家兰代尔也非常强调理论教育的重要性。[40]可以说，所谓兰代尔教育模式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是案例讨论贯穿始终，但实际上它并非不注重理论，相反，它恰恰非常重视法学教育中的理论部分，所谓案例不过是组织理论讨论的依凭而已，也即学生进入课堂之前在图书馆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依凭。其次，其实所谓法官更多关注具体、关注现象而法学家更多关注一般、关注本质说到底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偏见而已。[41]考虑到目前国内学生尚没有在课前做大量功课的普遍习惯，那么片面地强调在国内高等法学教育中引进案例教学，非但无益反而很可能会导致双误：一方面，由于学生没有在课前学习理论的习惯，因此这种案例讨论必定会耽误学生理论素养的提升。为了应对此种质疑，许多高校开始通过开设所谓诊所式法律教育，或通过如聘请更多法官、律师进入大学讲堂等方式来把更多的实践技巧或实践智识带入高等法学课堂，以帮助法学院更好地锻造出杰出法律家，进而回应高等法学教育有什么用的质疑。[29]这也正是为什么再好的判决也总是有人存异议的原因之所在。
知识分子能做的事情是提供分析的工具……对于说‘这正是你必须做的。[8] 这里也许有必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对法律现象的研究可能包括两个尽管交叉却又大体可分的层面或进路，其一是从法律之外并站在实在法之前来追问法律的本质、法律的起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此种法学可以称之为法哲学或关于法律的理论法学
当今社会，媒体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媒体都希望通过独特的新闻报道体现自身的影响力。 三、局部的直接经验 局部的直接经验主要包括个人生活经验和调研经验。
甚至可以说，价值取向是立场问题，它所导致的观点和认识不同，不属于学术范畴，至少不是法律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大众媒体是从事拟态环境再生产的机构，它营造的拟态环境并不完全与客观环境一致，而是根据其议程设置需要重新建构的。
个人经验对于法律实证研究而言，显然并非坏事，甚至可以说，生活经验越丰富的学者，越有条件接近法律现象的本质，越容易找到法学问题的正确答案。[8]这实际上指出了局部经验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理论视野如同有色眼镜，不同的理论眼镜能帮人看到不同的景象。不同学者就某类法律现象发表学术意见，其出发点一样，结论却可能大相径庭。
能动司法这一概念出自美国，它是司法能动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些经验未必被明确言说，而是隐含在学者的生活经验、调研经验甚至想象之中。
社会轰动性案件当然属于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十分必要。[12]如果仅仅从媒体报道所获取的片面经验出发，对钉子户事件的认知和判断必定是偏颇的。
[5]面对法律现象时，往往是有比较才会有所鉴别，才会知道不同经验之间的差异，才会对个人生活经验有所反思，才不会将所谓的常识当作必然。也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人类学要研究异文化，并通过异文化来反观母文化。
举例来说，中国不仅有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城郊农村，还有中西部农业主产区农村，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因此讨论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就一定要意识到个案调查经验在整体中的结构性位置。[14]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操纵媒体，大力传播他们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使广大民众将它们当作常识而接受，从而自愿的赞成和拥护。基于不同的经验，学术歧见当然容易出现。不正确的调查，其次是不能把握局部经验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即不能把握调研经验在整体经验结构中的位置。
对于目前理论引进颇多、现实回应不足的法学研究而言，经验尤其需要强调。调查对个人生活经验有着重要的反思作用。
因此，个人生活经验与整体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学者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总之，如果对理论的经验基础缺乏正确认知，就很难不误解、误用理论。
如果对日常性案件缺乏关注，学者就会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特征中获得对此类案件的经验。在具有抽象性的理论中，经验的痕迹往往被隐藏、被消弭。
